这一变化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，不仅打破了法王的央行独立美梦，更导致一批双手沾血的战犯逃脱审判回归政坛，譬如岸信介，又譬如“55体制”。
度娘上的“55体制”解释太复杂，简单一句话可概括为这是一种“政、官、财”三位一体的决策机制。再详细一些的解释，即以财界意志为基础，以党派（自民党）为政治代表，通过立法、行政等措施，由政府机构付诸实施的“政官财”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。
“55体制”是各方妥协的体制，这一体制下，大藏省最为获利，成为内阁最为耀眼的部门没有之一，甚至连首相都要看大藏省的脸色行事，大藏省也有“藏相”之称。
也因此，大藏省对央行的控制变得更强，从1954年开始，连续三届日银总裁都是大藏省官员，从而培育出日银集团内部庞大的“大藏系”势力。
日银王子系的核心诉求是，加强对日元汇率管控，对经济发展进行严格掌控，同时还希望摆脱大藏省对日银的控制。
大藏系的诉求与之完全不同，他们更希望宽松的汇率制度来促进市场发展，央行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剂、调节器，而不是控制器，对于央行的控制权，自然更不愿意放手。
到1969年，佐佐木直担任日银总裁，日银王子系逐渐翻身。
佐佐木直弄出一个“窗口指导”来打破大藏省控制。
所谓“窗口指导”其实就是日银高层对汇率、投资以及贷款的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。
这一做法，明显是奔着大藏系的“新经济自由主义”所倡导的市场决定经济那一套去的。
这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，持续多年，在东洋并不是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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