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即便是知道灾害已经从陕甘蔓延至山西、河南，李海东等人还是低估了大灾害对老百姓的影响。
能够逃到天津的只有少量的陕甘百姓，多数还是山西、河南，甚至是北直隶受灾的百姓。
积弊丛丛的大明，在大灾害面前，终于暴露出上至朝廷，下到地方，在财政和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，以及贪污腐败的广泛。
本来，大灾难通常会成为政治改革和臣子直谏的好时机，但在明末却已经丧失了这样的政治生态，党争却是愈演愈烈。
朝堂上的官员分帮结派，互相斗个不休，又和地方官员攻讦不止。
如何赈灾，对流匪采取何种策略，都成了争论不休、互相倾轧的话题，唯独切实可行的政策，却迟迟拿不出来。
严重缺乏钱粮的崇祯皇帝，难道不知道兵科给事中马事理''''''''''''''''秦晋之盗皆吾赤子，请先用抚''''''''''''''''的肺腑之言？
如果有充裕的钱粮，又岂能演变成灾民变流民、流民变流匪、抚平再叛的恶性循环之中？
陕西大灾已经持续了三四年，在地方官员和百姓的联名请求下，崇祯皇帝最终妥协，免除了部分地区拖欠的辽饷，但为时已晚。
同样，在经过了长期的争斗和讨价还价后，终于有吴甡作为赈济御史前往陕北。而这，不过是政治权利斗争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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